蒲学研讨蒲松龄是蒙古族或回族吗
（编者注）多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在研究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及其著作的同时，对蒲松龄远祖蒲鲁浑、蒲居仁民族属性也作了许多探索考论。比较普遍的有四种族属说：蒙古族之说，女真族之考，回族之探，汉族之论。由此看来，好象蒲松龄这位举世闻名的“短篇小说之王”变成了四个民族共有的文学巨匠。
诚然，蒲松龄本属于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学家，按说没有必要再做论述族属探究，可多年来诸多论者对蒲松龄及其远祖民族归属一题非常重视。今推出中华蒲氏文化研究会特邀研究员蒲选才撰写的《蒲松龄是蒙古族或回族吗？》一文，本文广稽史籍，搜索论据，加深探索，是一篇蒲氏文化研讨佳作。
蒲松龄是蒙古族或回族吗？
（海南儋州蒲选才）
在切入主题之前，先开宗明义、直截了当地阐明如下几点：
第一，我们搞的是蒲氏文化研究。那么，什么是蒲氏文化？怎样进行蒲氏文化研究？这是必须深入思考并给出明确答案的问题，尤其是在第一线做研究的宗亲，要“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而不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诚然，想弄明白这些问题并知行合一，得有一定的情怀担当和学识涵养，尤应摒弃闲聊胡侃、嘻笑怒骂、刚愎自用等不良习气和“文人相轻”的陈腐观念。少一点空谈，多一点干事；少一点臆断，多一点实证；少一点因袭，多一点自创；少一点挑剔，多一点宽容；少一点自矜，多一点自知。
《金史》是二十四史之一，记载了金朝的始末。撰成于元代，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
第二，众所周知，蒲松龄是一位有着世界性影响的伟大文学家，对蒲松龄（包括其民族属性在内）的研究近百年来一直颇具吸引力，涉及的论著和论文数以千计。中国蒲氏宗族既要为有这样的先人而倍感自豪，同时必须积极参与到蒲松龄研究中来，为弘扬蒲松龄学术与文化精神作出贡献。很难想象，连外姓人和外国人都积极研究蒲松龄，唯中国蒲姓宗族内部反而划出“楚河”、“汉界”，人为设置禁区，无疑是十足的狭隘和无知，恐将贻笑天下。
第三，笔者并非学人专家，也无任何学术头衔，但作为蒲氏文化研究的业余爱好者，始终坚持认为，一个姓氏的著名历史人物是其相同姓氏的文化和精神底蕴的重要承载和不灭印记，往往与这个姓氏的荣耀感和自豪感紧密相联。因此，姓氏文化研究对于著名历史人物这个重大题材不可不加以稽考，这绝不是什么“显摆”——只要不是务为名高、好持苛论并不难理解。如果在缺乏严谨考据证明的情况下，把蒲松龄这样一代文化巨匠的民族成分轻率地就作出非汉族的认定，不仅是对蒲松龄先祖的不尊重，而且对其故里若干代以来一直以汉族自称的蒲姓后裔造成伤害，同时对于中国汉族蒲氏大众也不公平。
蒲松龄故居正房为砖石、土坯结构，木棂门窗，房内保存着蒲松龄文化研究专家路大荒手书“聊斋”匾额迎门高悬匾下悬挂着蒲松龄74岁时邀请江南著名画家朱湘鳞为其画的肖像，两旁是郭沫若手书楹联：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
第四，认为蒲松龄是蒙古族或回族的资料散见于各种公开发行的出版(印刷）物及网络载体，本文的驳论仅针对某种观点而非针对特定的人(即对论不对人），谁都无须去对号入座；进行的分析（驳论点、驳论据、驳论证）也尽量以翔实的史（资）料为依据并力争逻辑严谨周密，求得辨别是非、以理服人。但因笔者占有资料和能力等因素所限，错漏失误恐在所难免，期盼摆事实、讲道理的交流讨论及批评指正。
言归正传。对蒲松龄的研究（亦称蒲学）比较集中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而关于他民族属性的争议则发端于五六十年代，始作佣者是当时著名的蒲学研究者路大荒、还有蒲松龄的故里同族。下面，先以所谓蒲松龄是蒙古族的说法为例进行讨论。
“一九五七年一月号《前哨》月刊”登载了路大荒写的《蒲松龄》（后编入《蒲松龄年谱》），文中写道：“今天谈起这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先把他的家世与出身，在这里略述几句，供读者们参考。------我访问过许多姓蒲的人，都有他们是蒙古族的传说。”这应该是“蒙古族说”最早的文字记录了。我们知道，路大荒（—）是著名学者，学风严谨，为人正直。他一生倾注大量时间和精力，致力于蒲松龄著作与生平的研究。他撰述的《蒲松龄年谱》（原名《蒲柳泉先生年谱》）第一次正式发表于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由他主持编辑的《聊斋全集》，先后发表过有关蒲松龄研究论文近20篇，还因蒲学研究而与胡适、周扬等著名学者有交往，年蒲松龄故居原貌修复后，他曾出任故居委员会委员。年为《蒲松龄年谱》作《编辑后记》的李士钊说：“今天我们如果把路大荒先生称之谓‘蒲柳泉身后最深厚知己之一’，是最恰当不过的。”所以不惜篇幅简要交代路大荒研究蒲学的背景，是想让读者更容易理解正是因为一位如此著名学者的一句“是蒙古族的传说”而引出来蒲松龄是蒙古族的各种后话。
事实上，路大荒写的那段话用辞严谨、表述清楚，他是因治学而实地“访问”蒲家庄，说“是蒙古族的”人是当地的“许多姓蒲的人”中流传的“传说”，而他本人对此传说的真伪并无半句置评之语，转述传说仅“供读者们参考”，在他关于蒲学研究的一系列其它著作及论文里再也找不出涉及蒲松龄民族属性的其它文字了。尤其值得深思的是，“路大荒先生是蒲松龄的同邑，世居于淄川县北关外的菜园庄，与蒲的故居蒲家庄（旧称满井庄）相距只有八华里。他在七八岁开始入私塾读书，自己家里所请的那位老师，正是蒲松龄的同族后裔蒲国政（字春华），教他们叔侄读经书。”（摘自李士钊《与路大荒》文）由此可以合理推测，作为与蒲松龄邻近村庄而又打小接触从蒲家庄来的蒲姓老师的路大荒，完全有条件也有可能知道蒲松龄是什么民族，但碍于那个坊间传说是来自蒲家庄“许多姓蒲的人”，作为一个外姓人，在一时难以（或不宜于）考证清楚的情况下，他不便表达不同的看法，而只好选择缄默——一位受传统文化影响深厚且严于治学者持有的态度。
蒲松龄故宅包括旧址、附近住宅、柳泉、以及蒲松龄墓地，现开辟为蒲松龄纪念馆。蒲松龄故居坐北朝南，西有侧院，青砖黑瓦，木棂门窗，为淄博淄川当地古老民宅典型代表。年郭沫若先生为“蒲松龄故居”题写金字门匾。
至于蒲家庄那个是蒙古族的传说，当然亦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原由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得从蒙古人当年的统治特点说起。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在他所著的《中国通史》里概括元朝的政治时说：蒙古人“他始终并没脱离‘部族思想’；其初是朘削他部族，以自利其部族；到后来，做了中国的皇帝，他的政策，就变做剥削百姓，以奉皇室和特殊阶级了。------当蒙古太宗灭金之后，近臣别迭说：汉人无益于国，不如空其人，以其地为牧地。这种野蛮思想，真是中国人梦也做不到的。------于是把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诸部族人，谓之色目，第三等是汉人，（灭金所得）。第四等是南人，（灭宋所得）。权利义务，一切都不平等。”尤应指出的是，当时淄川为成吉思汉的胞弟哈撒儿的长子也（野）苦的封地，继承其父位，后被封为淄川王（详后），一个为蒙古贵族统治的所谓“腹心”之地，其对汉族的残酷压迫程度可想而知。面对蒙古人如此高压的统治，不难理解会有一些地方的汉族人，为了自保生存而不得不谎称自己是蒙古人，蒲家庄一带的蒲姓极大可能属于此类情况。
《元史》是中国“二十四史”之一，记载元朝中国历史事件的一部史书。采用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年。宋濂（-）、王袆（-）遵照皇帝朱元璋的诏令，主持编修。《元史》全书卷，包括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
广东南海蒲姓也有类似的遭际，旧谱中同样有南海甘蕉蒲氏为蒙古族后裔的记载，该族裔孙蒲瓒勋为《南海甘蕉蒲氏家谱》所作的跋文《答某友书》写道：“瓒所谓为趋风气者，乃言趋蒙古之风气，非趋弱宋之风气。人效蒙古名而成为风气，祖亦从而趋之。------不观近年中国弱而日本颇强，我国人之自号某某太郎、某某次郎，又革党某之易名村长造乎？------夫蕞尔日本人，且趋之如此，况------蒙古人之破金败夏，伐西域，灭回回者，几乎无岁不用兵，其势力直空前绝后。------更非现在有之日本比乎，其趋风气而冒名也。南宋在而为蒙古人名，犹中国在而为日本人名也。”蒲瓒勋写于年前后的此段话，或可视为蒲家庄之所以有是蒙古族传说一种比较合理的注脚。
王桐龄《中国民族史》亦有载：“汉族出身之大臣，亦往往由朝廷赐以蒙古名；一部分趋炎附势迎合潮流之汉人，亦往往自动用蒙古名；------其离奇光怪，倒行逆施，变本加厉之程度远在北周文帝宇文泰以上，斯文扫地矣。”还可以再举一现代的例证，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笔者故里的蒲姓族人就曾有些人动议要不要将原本的汉族身分改为回族身分（追随海南三亚市羊栏村的穆斯林蒲氏），以便不用执行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而可多生孩子。可见，为了追求现实的利益（主要为迎合潮流、趋炎附势）而随意改变自己的汉名称谓或者民族属性，古往今来并不乏其例。生活在太平盛世的当代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处于兵荒马乱的古代人乎？
“蒙古族说”的另一说法是，从蒲松龄祖上的旧传记中有称“相传蒲姓为元世勋”一语，而“推断淄川蒲姓为拙赤合撒儿后裔，拙赤合撒儿及其长子野苦可能是蒲鲁浑、蒲居仁的父、祖辈，认为蒲松龄远祖不仅是蒙古族，而且可能是蒙古族中的皇族。”云云。
淄博蒲家庄村内建筑多为传统典型北方四合院民居，青砖门楼，灰瓦房，但基本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毁坏，保存完好的不多。现建筑群保持原有民俗风格的典型建筑有位于村中心位置的以蒲松龄故居为主的蒲松龄纪念馆建筑群，属典型明清风格北方农家建筑。
何为“元世勋”？元，当然是指的元朝。勋，本指大的功劳，引申为有功勋的人；世勋，即累代的功勋，与世功是指累代的功绩相类。如果是世胄，则泛指门第高贵、世代做官的人家，亦言贵族后裔。另外，古代还有一种官职叫“勋官”，即郎中令，始置于秦，汉初改称“光禄勋”，但“元世勋”无此层含义。总之，“相传蒲姓为元世勋”应该与所谓蒙古“皇族”并不沾边，至于“为元世勋”到底具体是指何蒲氏在元时有累世之功勋，不得而知。不过，作为一种合理猜测：蒲鲁浑和蒲居仁能做到般阳路总管这样的官，没有一定的功业建树估计是不太可能的。
拙赤哈（合）撒儿，（又称搠只合撒儿或萨布图哈撒儿，—至年之间，一说卒于年），也速该次子，成吉思汗同胞弟。他从少年时代起就跟随成吉思汗纵横沙场，立下了巨大的功勋，是蒙古民族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帝国后，将属民编成若干千户，分别授予其家族成员。拙赤合撒儿得到四千属民，并以呼伦贝尔湖以及额尔古纳湖、海拉尔河流域作为领地。哈撒儿妻妾甚多，相传有40子，世系延续清楚，家族繁衍庞大。15世纪中叶，其第十一代锡古苏台等后裔统治下的部众已有了“科尔沁万户”之称。至第十六代时，哈撒儿后裔科尔沁部世系众多，有说法称其后裔约占全中国蒙古族的三分之二。蒙元时期，哈撒儿家族共有九代领导人，在整个蒙古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产生过非同一般的政治影响。后来还形成了蒙古民族特有的哈撒儿祭奠活动，年当地政府建设了专门的祭奠堂，年此祭奠活动成功申报了第一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族类项目。蒙元朝代如此一个显赫的皇族，竟然还有一支后裔脱离其无比辉煌的族群、散落在淄川后改为汉族的蒲姓、并完完全全被汉化得如此之彻底？除非有铁证(确信无此证据），否则，确实是不可想象的，任何所谓合理的“推测”都显得苍白无力，难以使人信服。
哈撒儿诸子中，也苦、移相哥和脱忽三人较有名，其后裔有不少在淄川等齐地（山东临淄）被封王。长子也苦年受封淄川（后来的般阳路），《元史·食货志》载“太祖弟搠只哈撒儿大王（子）淄川王位，按淄川王名也苦，系搠只哈撒儿之子。”。次子移相哥之孙八不沙年被封为齐王，此后，哈撒儿后裔又世袭了四代齐王爵位，至于元末。由此可见，蒙元时期在山东临淄一带地区基本上被蒙古皇族长时间统治，确实是一个“腹心”之地。因之，“而淄川有很多蒙古人”、“吾淄有元时碑，------文皆蒙古土语。”等社会和文化习俗蒙古化的现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如今，在考察这些问题时，切不可将这种现象片面地与当年任过般阳路总管的蒲鲁浑和蒲居仁的民族属性联系起来、进而推论出蒲松龄的远祖是蒙古族。其实，两者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如果把毫不相干的事生拉硬拽地搅到一起，是永远也说不清楚的。
再说几句蒙元时期官员任用即所谓“永为定制”的事实。元代的官制最特殊的在路、府（州）、县三级都是除通常设的长官之外，还设一名达鲁花赤（镇守者、制裁者、掌印者）之职，它是各级的真正掌权者。元廷于年正式规定各路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或“有根脚”即门第高贵的色目人）充任，总管由汉人、同知由回回人充任。这是蒙元时期一种民族歧视和压迫的重要统治形式之一，并“永为定制”，始终实行。现在，从此“永为定制”中，倒是可以找出史据证明充任过般阳路总管的蒲鲁浑和蒲居仁是汉族人，而非蒙古人或回回人。
蒲家庄，原有土围墙环绕村庄，为乱石墙基，小乱石夯土墙体，据残存遗迹勘量。设有四门，东门名“仙乡”，西门名“平康”，南门名“葵阳”，北门名“景徵”，为乱石墙基，小乱石加灰土墙身，砖劵顶，门楣镶框上刻门名。十字街道贯通东西、南北门。村内多为典型明清风格北方农家四合院建筑，青砖灰瓦，白灰墙面，总占地面积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在《青海民族大学·社会科学版》和《民族研究》等刊物有个别作者撰文认为蒲松龄为回族，但其文立论草率、史据不实、论证粗糙、逻辑混乱，大概属于人云亦云或欺世盗名（写论文评职称之类）的敷衍之作。于此仅择其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说法作简要辨正。
其一，所谓“福建《蒲姓族谱》载：‘世秉清真教，天下蒲姓皆一脉’。”此说是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福建谱载此语，其实是对泉州蒲姓（更多的是指蒲寿庚家族）民族属性的一句旧谱老话，其本身就有谬误(蒲寿庚家族不是伊斯兰教徒，详见己拙文《蒲寿宬（晟）、蒲寿庚家世真相续考》），遑言还拿去证明其它地方蒲氏。从事理与逻辑上说，有些地方的蒲姓的确是“世秉清真教”（如海南三亚市羊栏村的蒲姓至今仍为虔诚的穆斯林），但天下（华夏）蒲姓皆一脉绝对不会“一脉”到“世秉清真教”上去；于中国远在夏朝就出现蒲姓，至宋代蒲姓已达15万之众，而泉州蒲姓则是宋代的事情。事实上，宋代生活在泉州的蒲氏大多数渊源亦出自汉族（有的还明确指向源自四川蒲氏），仅有少数是来自外族的伊斯兰教（主要是来华贸易的伊斯兰商人）。
其二，所谓“‘蒲’是阿拉伯语Abu的汉译，蒲鲁浑是阿拉伯语AbuRunhl或AbuRaheb的汉译。”此说是部分抄袭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于上世纪初发表的《蒲寿庚考》里面的说法（其实桑原氏也是引用他人之说），并不正确。且抄一段该书的译订者陈裕菁在年出版该著作时为订正日人之误所作的注释：“Abou(abu)之义为父。与‘子’义之Ibn。同为阿剌伯人最习见之人名------。华人之译Abu。多用‘阿蒲’或‘阿卜’字样------。有时略云最初之母音。仅用‘卜’字或一‘蒲’字。”意思已十分清楚，这些地方用于人名的“蒲”字也就是阿拉伯人来华后其原名的中文译音取字称谓，与汉族蒲姓氏之“蒲”的字义完全不同、毫不相干，不可“空谈臆说，望文生义”，否则，就像随意认为19世纪法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蒲鲁东是伊斯兰人或中国人一样的荒谬。
其三，所谓“《八闽通志》卷27记载蒲居仁曾于元泰定年间（—）官福建等处都转运使。蒲居仁和有元一代控制着福建海外贸易的蒲寿庚一样，系回族人。”此说混淆视听、漏洞百出。首先，福建的蒲居仁与淄川的蒲居仁是否为同一个人不能确定，假使是同一人，任过般阳路总管的淄川蒲居仁也只能是汉族而不可能为回回（回回只可任同知），因为此乃“永为定制”之规，断不能违反。其次，如果福建的蒲居仁与淄川的蒲居仁是为不同的两个人，自然不能就前后者的民族属性简单划上等号。再次，日本人桑原氏在《蒲寿庚考》亦载，元泰定年间，“有蒲居仁者。官福建等地处都转运盐使。（正三品。统盐铁酒醋等专卖事业。兼管市舶。）或寿庚孙也。”福建的蒲居仁当真是蒲寿庚之孙，那么，已有充分的史据证明蒲寿庚实为汉族而非回回，其孙也必为汉族无疑。
还有所谓“因明初政治与社会的原因，蒲松龄的明代祖先实已开始改变回族的生活习惯。”等说法，同样也站不住脚。蒲松龄12岁时父亲去世，还曾撰文记叙其太公（曾祖父），49岁为己族《蒲氏世谱》作序，其长孙立德“九岁即著小说累卷，为其祖柳泉公奇之”。这样算来也有六七代人对祖先世代连续不断比较清晰的记忆了，但从蒲松龄一直到他的子孙辈，包括谱序、祭文之类的所有文字，都没有片言只语提到祖先为回族（包括蒙古族）的事，后来有蒲学研究者到他的故里访问同族人，同样也无任何言语涉及回族成分问题。
蒲松龄在70岁时，辑录了一册《齐民要术》，自记云：“己丑初夏偶阅《齐民要术》，见其树畜之法，甚有条理，乃专录成册，以补家政之缺。”其中有记载：“（九）相马，（十）相牛，（十一）养羊，（十二）养豕，------”。再从蒲松龄为其妻所作的《述刘氏行实》上记载来看，蒲松龄家族信佛重僧且全养家猪，完全不符合当地回族人及其后裔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蒲松龄为了给乡亲婚嫁时便于选择吉日良辰，而编撰了一册《婚嫁全书》，同时他还有“观象玩占”的嗜好。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陆续发现《创修五圣祠碑记》、《青云寺重修二殿记》和《重修三圣祠碑》三处蒲松龄撰文。所有这些，无不表明蒲松龄深受汉文化长期熏陶影响并具有极深的造诣，他自己以及他的祖先和家族世代就一直生活在汉文化环境氛围里，看不出任何由回族而汉化的半点迹象。
据《蒲氏世谱》记载：蒲鲁浑乃蒲氏远祖，曾在元代任过般阳路总管。蒲鲁浑墓葬地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黄家铺乡店子村西北，墓为元代谕葬，墓前原有华表、翁仲，后被毁。现仅存地下墓室，尚未发掘。
必须指出，伊斯兰教徒是一个信仰笃定、教规严格、归依自觉的群体。蒙元时期，“东来的回回人，入居元朝后，乐居中土，皆以中原为家”，但他们仍然保持着伊斯兰教信仰和文化，“虽适殊域，传子孙”，其宗教信仰“累世不敢易焉”。相反，而有蒙古皇族改信伊斯兰教，如忽必烈之孙阿难答自幼归伊斯兰教，其所率官兵多数为穆斯林。到了明代，穆斯林还形成教坊制度，即以礼拜寺为中心的穆斯林聚居区，除设有执掌教外，还有执掌教法、传呼礼拜和执寺务的各类教职人员。教坊制度的形成使穆斯林管理组织更趋完善，对伊斯兰教回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价值观念产生深刻和长远影响。在明代如此社会背景下，蒲松龄的祖辈有可能头顶先祖曾经辉煌的光环和穆斯林世代传承、忽然间改弦易辙同化于汉族、而且又被汉化到未经几代人整个家族都不再留有半点穆斯林印记踪迹吗？回答只能是否定的，因为于史无据，于理不通。
（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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